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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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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新行政团队“绿色大风吹”，网友：换汤不换药******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管理机构将于31日进行新旧团队交接。苏贞昌接任者陈建仁已启动新团队人员更替，目前班底已大致确定。

　　从已公布的名单来看，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将与陈建仁搭档出任正副负责人，行政团队新面孔包括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史哲、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等，留任成员则包括数位发展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唐凤、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潘文忠、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国材、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等。

陈建仁与郑文灿。中时新闻网

　　陈建仁称，稳健衔接政务、扩大世代合作、增加女性成员，是此次组建团队的原则，用人唯才、适才适所，要让更多愿意为台湾做事的人尽其才。

　　对此，岛内民众并不买账，舆论直批新团队人事调整无异于“旧酒装新瓶”“换汤不换药”。

　　陈建仁何许人也？

　　陈建仁给人以“学界清流”的印象，曾任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父亲出身中国国民党地方派系，曾任高雄县县长。陈水扁执政时期，陈建仁便和蔡英文在行政机构共事。2015年，他以无党籍身份与蔡英文搭档参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2016年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无党籍的副领导人。

　　2019年，面对“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的突袭式挑战，陈建仁宣布不争取竞选连任，次年任期届满后卸任，并于2021年底申请加入民进党，被视为蔡英文的“心腹”。

　　在行事方面，陈建仁以“中立温和”的学者身份自居。在镜头前总面带笑容，语气平和，岛内有媒体称其为暖男、“大仁哥”。他曾表示自己醉心于研究，对政治没有兴趣。对于此次人事调整，他宣称期许组建“温柔坚韧”的团队。

　　不过，岛内不乏针对陈建仁的批评。2007年其担任台湾科技发展部门负责人时，共同挂名的论文疑似抄袭，为此请辞。新冠疫情中，其盲目为“高端疫苗”站台而被称为“高端圣骑士”。此外，岛内有声音认为，陈建仁缺乏从政经验，恐难应对复杂的党内派系斗争及棘手的民生问题。

　　人事调整or政治妥协？

　　对于苏贞昌请辞，岛内舆论分析，这极可能是其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程。其任内台湾物价飞涨、民众薪水倒退、贫富差距拉大，而苏贞昌团队行事作风却蛮横傲慢，引发民众极大不满。

　　2022年底，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失利，民进党党内及民众皆对苏贞昌愈发不满。随着接连补选的败北，普发现金的“保卫战”失效，苏贞昌不得不下台走人。

　　岛内舆论认为，从苏贞昌的辞职时机及已公布的人选名单来看，民进党内部存在诸多派系与权位算计。陈吉仲、薛瑞元、王美花、林右昌等多位行政团队成员都有“黑历史”。此波人事安排并非以专业及经济优先，可说是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遑论“用人唯才”。当前岛内“党”“政”貌合神离，相关调整只是为避免“政治跛脚”而作出的挣扎。

　　台湾《联合报》认为，陈建仁行政经历有限，学者性格处理政务明显难大破大立，用陈建仁接替苏贞昌，便于将行政资源在“2024大选年”笼络牵制党内各派系，并掌握接班人团队。